在本世纪的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行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样孜孜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富民”理想。这个人，就是费孝通先生。
14卷本的《费孝通文集》业已由群言出版社出版了。作为文集的责任编辑，我感慨良多。
一如所有学问那样，社会学领域的博大精深，以一个门外汉的我来说有如井底之蛙，头顶的一方天几乎就是穹穹然，自知无从置喙，但从治学和为文的角度来谈一点儿文集编辑后的心得，窃以为，或许对读者了解费孝通先生一生所致力的学术能有助益。
学界历来有“为学问而学问”还是“学术应为人类服务”的争论。无可讳言，在实用和理性的国人眼里，学是为了用，学术为社会服务无疑是多被肯定的，也一直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看重。不过近年来，在学术界“为学问而学问”的鼓呼又在抬头，甚至强调“学者的人格”之语，还成为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某种时尚。我之所以要从这个日渐敏感的话题说起，原因很明了，在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后，发现他在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读书的渴求和对调查研究的勤奋，其游学东西、取证南北，无不一以贯之地从所从事的专业出发而关注民生，而他的著述绝少那些坐谈性命的空疏之学。这便和现今如何做学问的流行思潮无形中有了抵牾。倘若纵向的来看，如果说费孝通先生50岁前的学术视野还较专注于“解剖麻雀”的学理性分析的话，那么拨乱反正之后，他的学术目光对于民生国计的审视，则有了更加广阔的拓展。而这，与“为学术而学术”者们就更加大相异趣。
我们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那代人身上已不似五四运动前的氛围，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他身上“富国强民”的烙印依然是明显的。他的人生理想，不可避免地要对“如何做起学问来”做出选择。这从他青年时代弃医从事社会学便可得到印证。他选择了社会学。他认为“人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决心用社会科学去疗治社会的疾病。
可是在今天，他的身体力行或可很容易被“为学问而学问”的倡导者抓到某种口实。事实上，在今天有些人看来，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理论太实用也太富于操作性了，其所谓实证调查，每每带有某些功利的色彩。我可以肯定，他们那辈知识分子在摸索前行中，与其说中西文化碰撞的电光石火让他们看到了一点儿微明，不如说传统的惯力和家国的观念终究还是挥之不去。倘若把治学的目的和治学时应持的心态认真加以区别，把主客体的位置不要互换，那么二者所共具的科学精神，特别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是应该受到普遍肯定的。而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先生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力行者。
弄清这个问题，我以为对于读者十分必要。它不仅可以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一定意义上对于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也将起到互为推动的积极作用。学术致用于社会而并不违背治学应持的心态，这在费孝通先生的著述特别是在他自成一派的社会学理论中有很成功的范例，这也是我在编辑《费孝通文集》后得到的肯定答案。社会学家的田野工作虽与书斋简犊密不可分，然而大量的实地调查分析、掌握第一手资料，则是他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故而，从瑶山调查、江村调查，到云南调查，乃至后来追踪调查小城镇和区域发展的研究……其乡土情怀和田野的呼唤，始终如一地伴随着费孝通先生，成为他一生都扭扯不断的情结。为此他流过血汗，受到过屈辱，失去过亲人，甚至被人误会……但这一切终不能改变他抱定“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的信念。此种力量的延续，在我们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之后，便不难理解。
然而学术之外，文人的那种洒脱，渺远的玄思，性灵的高雅，以及喻理的睿智和情意的绵厚，在费孝通先生的散文、随笔乃至时评中又是那么突出，有时会使人恍惚觉得即便文章大家也不过如此。费孝通先生不是哲学家，但他有哲学家形而上的思考；他不是理论家，却有着可以帮助人们付诸实践的理论，给我的感觉他更像实干家，他以一个学人的聪明才智浸润进社会民众的沃土中，在得到滋养的同时，从而推动并实现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而这样富于理性的实干家是不多的。
《费孝通文集》的出版，依作者说不过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目的之一是清仓盘点，目的之二是为后来者留下一份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治学为文、不加修饰的文字记录。可能的话，他依然要继续走下去写下去。“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费孝通先生抱定要“行行重行行”。这已成为了他的生命方式。而作为编辑，我则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能将先生的最新著作送到读者手中。
这也便是我在《费孝通文集》编辑出版之后想说的一点儿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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